——第二届《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奖获奖作品述评

                                            潘小平

《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创刊的2003年，正是文学期刊竞争日趋激烈化，文学写作日趋市场化的时候，文坛消费主义盛行，不见精神高度，作家原创性不足，缺乏个性。从1990年代开始的粗鄙化和脂粉化交互进行的文学潮流，此时渐成泛滥之势，而生存压力之下，文学期刊也普遍心浮气躁，急功近利。是以世俗趣味抢占市场份额，还是以自身的努力重建文学秩序？对于一家新创办的选刊来说，确实处于“两难”境地。也犹豫，也困惑，也焦躁，也不甘，但短暂的摇摆之后，《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很快找准了自己的位置，并在短时期内，以独特的审美理念和精神向度，在众声喧哗的文坛脱颖而出，创建了属于自己的品牌。

文学选刊与一般文学期刊的最大不同在于，选刊不仅要提供文学社群之间相互守望的文学信息，还应该向作家和大众提供文学经典。在视觉符号逐步取代语言符号，并最终成为统治性文化符号的时代，作为纸质媒介的文学期刊，如何坚守和拓展自身的生存空间，坚持自己的文学立场，是一大考验。通过创立“《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奖”和两届评奖，《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初步建构了自己的价值标准和审美体系，树立了文学标高，为纯洁创作语境，培育多元的文学生态，做出了一个权威选刊应有的贡献。

            一、重获对话能力

1990年代以来，商品经济大潮冲击并裹挟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作家因内心的敏感而首当其冲，精神上受到空前的挤压。这使得一些人或主动或被动，或欢欣或痛苦地放弃了自己的主体性地位，放弃了社会批判和历史批判的立场，泯然众人。而作家批判性的丧失，几乎可以等同于作家自身的消亡。一时间私密化写作，欲望化写作，娱乐化写作；官场小说、商场小说、情场小说充斥文坛，作家的内心也日趋孱弱。在社会发展和历史进程中，文学不再作为一种差异性力量而存在，不再参与人类精神，文学失去了与社会对话的能力。

然而文学在人类的精神生活中毕竟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作为社会的理性存在，作家也不可能永远“失语”。进入新世纪之后，严肃作家的严肃写作开始强硬，喧嚣中他们的声音也日渐清晰。刘庆邦的《卧底》，从揭示小人物悲哀而无奈的生存境况入手，最后抵达人类内心的黑暗之处，在近于荒诞的情节展开中，表达了作家的痛苦和焦虑。近年来，“黑煤窑”、“黑砖窑”事件屡见报端，资本积累和资源掠夺中，人类的行为几近血腥。但作品的价值还不仅仅在于对丑恶和罪恶的揭露，而在于对普遍人性的悲悯。我们看到，在一个飞速现代化、物质化和欲望化的时代里，人怎样不由自主地变得疯狂、冷漠、不可理喻。希望通过新闻改变命运的见习记者周水明，在司站长的面前是那么卑怯，那么巴结，那么迫不及待；司站长的表现则同样令人失望，自私、虚伪、口是心非，和铁肩担道义的新闻记者形象相差万里。“卧底”事件的荒谬之处在于，这个貌似揭露行业黑暗、为底层伸张正义的行动，最初的出发点却是市场逻辑，而它的深刻性也正在这里。这因此影响到我们对整个新闻叙事的判断，影响到新闻的公信力。然而这还不足以震撼，让我们更加不寒而栗的，是老毕的苟且偷生，李正东的助纣为虐，以及众多受害者的麻木不仁。齐老板也罢，国矿长也罢，二锅子也罢，他们怎么丑陋，怎么凶残，怎么十恶不赦，感情上我们都能接受，他们本来就是坏人的典型。而李正东不是，老毕也不是，面对身陷绝境的周水明，他们本该义愤、同情、伸出援助之手，因为他们同处受剥削、受压迫的地位，有着同样悲惨的命运。在这里，刘庆邦的思考显然已经超出了简单的社会批判和道德批判的范畴，而进入对丑陋人性和人类灵魂的拷问。胡学文的《命案高悬》通过对一桩乡村命案的追踪，展现出古老道德在乡村生活中的缺失，呈现出乡村社会复杂混乱的政治、文化生态。1990年代之后，随着国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逐步转移，广大农村和农民不可避免地卷入了商品化潮流之中，而市场作为这个时代最强大的元素，对农村固有格局和面貌的冲击和改变，几乎是不由分说。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移，不仅仅是一场经济领域里的变革，而是包括政治、文化、道德在内的全方位革命，而在农村，它的过程尤为艰难、痛苦和曲折。对于丈夫黄宝来说，八万块钱的赔款显然比尹小梅的生命更有分量；而对于公公黄老大来说，如果尹小梅不死，奶牛和彩电就不会归到自己的名下。发财的欲望和对贫穷的恐惧，使黄氏父子淡漠了亲情，泯灭了良心；而整个乡村社会对这一死亡事件的无动于衷，则比黄氏父子的表现更让人深忧。绵延数千年的古老道德准则断裂了，甚至消亡了，在急剧变革的宏大时代面前，个体生命显得那么的脆弱、卑微和渺小。如果没有乡村混混吴响的不懈追踪，我们甚至怀疑尹小梅的存在，怀疑这个美丽柔弱的乡村女子，是不是在这个世界上鲜活过。

这使我们相信，作家对生活的感知，已经不再仅仅停留在事物表层，而是深入到了生命深处；吴响的混混身份，也使本来就混乱的乡村秩序，变得愈加混乱和嘈杂。罗伟章的《奸细》围绕中小学教育现实中的“掐尖儿”现象，对应试教育所带来的弊端与畸态进行描述，一样令人困惑，一样触目惊心。剑拔弩张、处处陷阱、人人自危、防不胜防，情节的起伏跌宕，局面的不可预料，都说明急剧变革的时代，生活远比小说要精彩。但是撼动人心的，也不仅仅是真实的力量，还有人性复杂性的揭示，以及心灵层面的展开。由最初的反感、激愤、拒之千里，到后来的犹豫、矛盾、最终出手，徐瑞星经历了炼狱般的心路历程。值得深思的是，徐瑞星的充当奸细，并不是单纯的受经济利益的驱动，自甘堕落，而是与尊严受到藐视、人格受到侮辱等等精神方面的伤害有关，有着复杂的原因。一路走来，徐瑞星一直在挣扎，就是到了最后，他也羞于承认自己的奸细身份。这比单纯对现行的教育体制和价值取向进行思考和批判，要有意义得多，也深刻多了。

虽然，传统价值体系在迅速市场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无可挽回地崩溃了，但其中的价值符号与相应的价值关怀，如耻于言利、正直、守信、忠诚、不贪等等，仍然渗透在人们的心理和精神深处，节制着人们的日常行为。在“掐尖儿”事件中，徐瑞星的种种矛盾和抵拒，正是这些价值符号在起作用。和新闻、法律、社会学、经济学等人文学科对社会的介入方式不同，文学对社会的干预，主要在精神层面，它的社会功能，在于让人类永远面对自己所背叛了的梦想，和他们所忘却了的罪恶。

        二、回到文化，回到传统

传统作为一种伟大的资源，近年来正越来越受到作家们的重视，有评论认为，一个“向后看”的创作思潮正在悄然生成。在本届获奖篇目中，没有哪一篇小说比王旭烽的《柳浪闻莺》更具有中国气派、中国韵味的了，画工、琴师、越剧小生、当家花旦；桃花扇面、乌木扇骨、垂髫的人名、涌金门的地名，无不散发出南宋名城所特有的奢靡、沉溺以及享乐主义的世风。然而比华瞻典雅的叙事更深入文化骨髓的，是断桥之上蓦然惊心的情感模式，和江南才子佳人的戏曲传统。从1995年开始，王旭烽以“西湖十景”中的每一景为小说标题，已经陆续写了十个中篇，而据作家所言，和其他篇目如《断桥残雪》、《雷峰夕照》等等的最大不同在于，《柳浪闻莺》有意借鉴了戏剧创作的原理，在结构和叙事上讲究可视性和表演性。矛盾、冲突、高潮、尾声等等西方现代戏剧元素的进入，不但没有冲淡小说的中国性反而使之得到了强化；而中国传统艺术中白描和留白手法的大量运用，则为小说营造了一个阔大而深远的文化背景。王旭烽的写作，对杭州具有特殊的意义，她对越文化的理解，她对越人习性、越地人生的理解，不仅构成了她的写作个性，也建构了独特的“杭州语境”。我们原以为，经过时代的风雨、政治的涤荡、市场的冲击，奢华的、庸常的杭州氛围已经消散殆尽，却不知它仍旧在杭州的街巷市景中缭绕；我们原以为，充满了物质、背叛、闪结闪离的现代婚姻中，不再有今世前缘的传奇，却原来借助于越剧女小生垂髫，它得以在现代都市生活中悄然还魂；我们原以为，那些古老行业世代相袭的规矩、戒律、精神和情感，早已湮没在岁月深处了，没想到随着一把桃花纸扇的打开，它竟演绎得如此缠绵而生动。在作家的笔下，传统文化意象和传统文人趣味的融入，是那样的不着痕迹；久违的历史气息和古越繁嚣的呈现，是那样的真切而氤氲。在近年来的小说人物中，垂髫绝对是一个独特的存在，美丽、极端、冲突、对立，犹如越剧中的女小生。垂髫的失明有着怎样的意义呢？一时还说不清楚，但它的猝不及防和隐喻性却是不言而喻，因此遗世孑立的越剧女小生无论怎样挣扎，怎样不甘，最终都会被吞噬在现代商品经济的滚滚潮流之中。

由于城市的历史文化底蕴不同，现实发展的境遇也不同，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特异的表现形态和精神脉流。王旭烽的城市文本，在现实人生中倾听历史的回响，于当代情感中追寻远去的文脉，有着鲜明的个性。如果说王旭烽的写作，是在题材开掘和审美意象上表现出对历史和文化的尊重，那么王瑞芸的《姑父》则是在表现形式上，延续了小说叙事的传统。这是一篇非常本真、非常朴素、非常传统的小说，不仅故事和人物平淡无奇，手法上也没有任何“花头筋”。就那么一五一十，缓缓展开，即不大开大阖，也不起伏跌宕，更没有出人意外，或是令人悚然一惊。然而在平静如水的叙述中，我们看见了一个人怎样慢慢变老，慢慢卑怯，怎样在岁月流逝中走完自己悲惨的一生。但是悲哀还是如潮水一般涌上来了，瞬间淹没我们的身体和心灵。传统的小说叙事，竟有如此大的艺术感染力吗？读过《姑父》之后，我们会一些会产生这样的疑问。

钟晶晶的《我的左手》同样是貌似平淡的叙述，却掩藏着一种试图背离世俗的叙事姿态。这是一个关于爱情、友情以及情感挫折的故事，激扬而又荒凉的知青生涯，混合着纯洁和沮丧的色彩。人与人、人与己之间，就像左手和右手，看似近在咫尺，其实远在千里之外。这是一个哲学命题，却在冬子的讲述中一点点展开。有时候，我们不知道自己做了些什么，包括对别人的伤害，和对自己的伤害。如作者所坦言，“在没有神父和忏悔的年代里，我们只能面对记忆下跪”，也因此《我的左手》充满了对逝去青春、逝去生命的追悔，充满了文字的痛楚感。它的形式也比较特别，采用了第二人称和多视角叙述，想是为了将灵魂的拷问进行得更彻底、更直接，而第二人称的叙述，对写作者来说，无疑是一种冒险，它不但有很多限制，同时也挑战读者的阅读经验。和《姑父》的作者一样，钟晶晶有一种对小说传统美学的信任，似乎坚信仅凭真实的力量，就能获得足够的感美。

在一切西方的、先锋的、现代的和后现代的实验冲动之后，蓦然回首，我们发现，小说的不朽魅力，仍然存在于传统现实主义之中。旅居美国的王瑞芸，也许很难理解国内作家对传统小说手法的警惕和规避，而她所看到的是，在美国这样现代主义文艺高度发达的国度，小说写作仍是把俄罗斯19世纪的写实传统推为主流，大学里的写作课，教的也还是托尔斯泰和契诃夫。所好《姑父》再次向我们展示了契诃夫式的纯美叙事，以及由19世纪俄罗斯作家所开创的现实主义的伟大传统。

一个巧合的是，《卧底》、《奸细》和《命案高悬》不仅不约而同地采用了侦探小说的题目，内在结构上也是一种典型的悬念模式。对小说故事的普遍重视，并非简单出于市场的压力，也表明了作家们对小说传统手法的继承。

            三、超越底层立场

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打工一族中形成了一个日益庞大的创作群体，相继出现了安子、王十月、谢湘南、郑小琼，邬霞等较有影响力的作家。这之后，记录流水线上的屈辱与呻吟，显示底层的疼痛与力量，几乎成为所有底层写作的基调。而且这种情况也不限于打工一族中成长起来的作家，近年来很多颇有实力的中青年作家，关注弱势群体，描写现实苦难，使底层叙事成为一种思潮。然而视野很狭窄，没有文学想象力，缺乏人性深度和精神向度。正如评论界所指出，底层写作纠葛着太多的矛盾、焦虑和困惑，仅在底层体验上徘徊，喧嚣一时的底层写作，很可能在自我封闭中沉寂，在超低空飞行中坠落。

底层写作不能仅仅站在底层的立场，底层关怀也不是只代表底层说话，作为文学，无论是以底层还是上层为描写对象，都应该有更高、更广阔的视域，完成对苦难的超越。迟子建的《世界上所有的夜晚》，也是描写最底层的人群，也是背负最悲惨的命运，却是由生活的表象转向人物忧伤的内心，超越了苦难的现实，直达生命的本质。作家笔下的乌塘，是一个象征性的存在，弥满了隐柔之气，和无所不在的宿命。一个又一个失去了男人的女人，鬼魅般地出场，包括叙述者自身。她们的内心是那么敏感，生命是那么脆弱，如花在风雨中飘零。在一个群起争利的时代，男人的突然消失，带给女人的不单是生活的变故，还有无法言说、永不弥合的心灵之痛。所有人的死，都显示了生命的脆弱和不可确定，也因此超越了对现实、对欲望、对政治形态和社会不公的批判，而获得一种大情怀、大悲悯。迟子建善于以人物内心的紧张，淡化外在的冲突，以极具个性色彩的对死亡的感知，构成叙事的“孤本”品质。在文学想象力日趋枯竭，创造性越来越呈现出力不从心的今天，她的文字，于感伤中蕴含着美丽，读来令人动容。

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再看《命案高悬》，在这宗命案中，没有人注意到侵害、占有等等为传统道德所不齿的行为，在整个追踪过程中的作用，但是如果没有性的冲动和由此萌发的柔情，就不会有追踪事件本身。很难界定吴响这个人物，更难界定他的言行。和那些直接反映转型期经济调整、社会分层的作品不同，《命案高悬》将目光投注于卑微的生命个体，以此折射社会政治和经济运作给身处底层的人们所造成的伤害，表现生命的无力和无助。文学从现实中所看到和揭示的，应该是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所看不到的东西，它所焦虑和维护的，也应该是比现实所承认和允许的更高的权利，是大写的人。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充分肯定王松的《双驴记》。小说吸纳了北方乡村说唱艺术的优长，将故事的魅力发挥到了极致。乡村说唱艺术，曾经是中国小说的基础。黑六黑七的接续而出，娓娓道来的讲述方式，情节的环环紧扣，都显示了作者从容的叙事能力。然而小说的突出之处还不在这里，而在于它将一个庄严崇高的生命主题，将人与兽之间的尖锐对立，成功地附着于一个亦庄亦谐，亦真亦幻的传奇故事之中，将和谐、平等、公正等理念，演绎得不动声色，不露痕迹。黑六死前与马杰的对视，是牲灵万物与人类的较量，它充满笑意的驴眼，足以让整个人类惊魂。它的死是那样惨烈，那样血腥，却又散发出鬼魅的色彩，有着异样的柔情。小说的很多场面描写，具有强烈的戏剧效果，冲突、对峙、一触即发，读后让人久久难忘，久久不能平静。马杰受到的惩罚，即是整个人类受到的惩罚；黑六黑七的抗争，即是所有动物做出的抗争。尤其是结尾，黑七赫然站立在大雪中的骨架，铁铸一般坚硬，强化了小说的象征性和寓言性。文学市场化所带来的精神动乱，使我们处于丧失自我的危难之中，拒绝关注灵魂和关怀未来。曾经有一度，作家们将所有的写作经验向世俗推进，在全面介入世俗的过程中，欢欣鼓舞于各种欲望的展示，小说陷入世俗的尘埃。但这不是文学的使命，好的文学作品，不仅不应该沉溺于世俗的欢乐，而且不应该满足于揭露现实的丑恶，好的文学应该描述人在通往天堂或地域之门时的伫立，给人以灵魂的警醒和震颤。

            四、建构多元价值

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小说叙事越来越趋向于同质同构，缺乏个性色彩。作家们沉迷于故事的编织，忽略精神甚至人物，更无暇顾及小说的形式和语言。这当然是文学市场化的结果，却严重影响了文学自身的发展，影响了文学的多样性生态。李约热的《涂满油漆的村庄》，让我们看到作家对小说个性的追求，看到了他以极其个人化的方式所进行的文字历险。他的这个以乡村生活为题材的中篇，并非传统意义上的乡土小说，而是和“涂满油漆的村庄”的布景意象一样，带有很强的寓言性和疏离感。在小说构筑的话语中，韦虎和电影代表着城市，代表着山外的文明，封闭的山村在面对它们时，既受到强烈的吸引，又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惴惴不安。韦虎的逃离和归来，透露出我们对古老农耕文明矛盾的态度，既亲密又疏远，既厌弃又依恋。那种平静的、简淡的、田园牧歌式的乡村美学，早已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躁动不安的非现实的语感。传统乡土美学的终结，来源于乡土历史的终结。乡土中国在现代化、城市化的过程中，显得那么猝不及防，力不从心，以城市为主体的经济社会，使乡村快速成为一种被边缘化的，被反复颠覆的存在。传统乡土美学崩溃了，消失于杂乱发展的时代，而韦虎的精神还乡，使破碎的乡村生活得以真实地再现。

富有想象力的情节，略显夸张的乡土意绪，独具个性的视角，还有充满敬畏感的语言，共同营造了一个独立于现实世界之外的艺术世界。完全跳出了展示乡村贫困和苦难的传统写法，完成了新历史时期中国乡村的整体性诉求，完成了对新农村建设的总体性理解。当韦虎的亲人和乡邻们，一个一个出现在虚拟的电视镜头前时，我们触摸到了现实生活最柔软、最敏感的部位，那情景真的令人心酸。但作品最具意义的部分，还不在于展现了当代农村和农民对精神和文化的向往，而在于它叙事风格的异端。激情、夸饰、嘲讽、荒诞，以及超越现实的小小的混乱。如同大片山野中赫然在目的涂满油漆的村庄，那样突兀，那样对立，然而又是一个自足的话语系统，一个和谐的审美空间。《涂满油漆的村庄》代表了另外一种审美意趣，表现出作家舶来模式本土化的能力，和文本上的自觉。

在本届所有获奖作品中，《涂满油漆的村庄》表现得最个别，最异类，然而也正因为它的出现，显示了“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奖”在小说审美上的包容和多元。在普遍的实验冲动衰退多年之后，李约热重返现代主义的尝试，可以看作是对当下小说市场化的一种背叛。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产业化的双重背景中，文学选刊承担着比一般文学期刊更为重大的历史使命，相信“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能够在赢得市场的同时，以持之以恒的评奖，守护和引领文学的精神原则和价值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