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巴山天灾 ——四川省平昌县镇龙镇2007年自然灾害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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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3-10, 04:33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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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巴山天灾 ——四川省平昌县镇龙镇2007年自然灾害调查

大巴山天灾

——四川省平昌县镇龙镇2007年自然灾害调查

摘要：2007年，镇龙镇先后遭受了风雹、洪灾、旱灾、雪灾的多重考验。但是，在区域灾难的大背景下，更多的社会目光都投向了城市以及相关设施。而受灾农村的问题则很少摆在世界的面前。笔者通过实地考察和访问，对以镇龙镇为代表的大巴山地区在2007年所遭受的三重天灾状态以及在抗灾与重建中存在的问题有了一定的了解，并对今后的防灾抗灾以及灾后重建提出了“农业安全保险体系亟待建立，农业灾害预警机制亟待建立和加强，农村组织体系亟待建立完善”的建议。（因为本文所调查对象主要涉及农业生产以及农民，在时间参考上，农历对农业生产的指导意义和农民的习惯更加符合，因此本文所指的2007年指的是农历2007年。）
关键词：农村农业安全自然灾害灾后重建

一、背景：镇龙镇概述

四川省平昌县镇龙镇幅员面积91.4平方公里，耕地面积1.4万亩，人口26565人，5536户。人均纯收入1738元。由原镇龙镇、新庙乡、民兴乡合并而建，川连三县，地接八乡。海拨在600—1338米之间，距县城93公里，属亚热带大陆性湿润气候，雨量充沛，气候温和。主产水稻、小麦、玉米、薯类等作物。境内地势西北高，东面低，山脉呈东北西南走向，境内山脉众多，余家山、同东部的仙人丫构成了镇内山脉“川字型”基本构架，境内最高的山峰“贾阁山”，主峰海拨为1338米，成为著名的镇龙山国家级森林公园标志性景点；除星罗棋布的大小塘堰外，还有如跃进、龙洞、红旗等小型水库，以及如玉带环绕的大小溪流二十余条。形成了望水河、登子河两条较大的河流，是通河上游重要的两条支流。

二、灾害现场

大雪飘扬，行走在大巴山这个小村庄的田间地角。检索2007年的记忆，“灾难”竟成为了这座安静的小村庄最为深刻的记忆。水灾、风雹、旱灾、雪灾，一个接着一个的灾难，在这里一幕接着一幕地上演。这让我想到了一个词语：风雨飘摇。站在风雨飘摇的2007年的年末，我看见了灾害掠过的现场。
灾难的结果其实很简单：粮食减产或者绝收，固定财产遭遇损失。

1、三月春旱，40年一遇

有人说，旱灾始终是大巴山区最大的灾害来源。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2006年的川渝特大旱灾，巴中是其中的核心区域。有说是大巴山区“十年九灾，十灾九旱”，也许大巴山的子民对于旱灾已经失去了恐惧。但是对于2007年来说，一场春旱只不过是灾难的开始。
本次春旱时间从3月9日到4月19日，历时42天。表现出气温持续偏高（比正常年份偏高2.1—3.2℃），降水偏少（比正常年份少78%—96%），蒸发量增大（比正常年份增大40%—70%），土壤墒情差（水层深度在40厘米以下的占到80%以上）。在旱情期间全镇几乎滴水未降，仅有两场零星小雨。

A、玉米。全镇玉米生长正常的仅占30%左右，生长受阻的占70%左右，其中死苗占15-35%。
平昌县玉米种植面积23万亩，受旱9.5万亩，死苗近5万亩。而巴镇龙镇今年栽植玉米约5000亩，正常生长的1000多亩，枯萎3000多亩，死苗1000亩。海拔最高，水源条件最差的翻身村村民称共栽植玉米300余亩，其中枯死150余亩。
B、水稻秧苗。镇龙镇全镇水稻旱育秧、半旱育秧、两段寄栽秧，因气温高，薄膜烧苗、无水灌溉死苗占20-30%。从大范围的统计数据看，平昌县水稻旱育秧2.9万亩，已有1.7万亩受旱，死苗8000余亩。镇龙镇除了紧靠望水河、登子河干流的坝子种植区域之外，都在受灾的范围之内。而且受灾情况更加严重。
C、红苕苗。由于气温偏高、土壤含水量偏低等因素，地膜红苕烧苗、缺水死苗占30%左右。尤其镇龙镇的高山区域的地理位置，使红薯干旱更加严重。红薯、马铃薯、玉米为镇龙镇的三大杂粮作物，是最主要的家畜饲料。
D、工程蓄水锐减，井水干枯，人、畜饮用水困难。巴中市去年遭受特大伏旱，去秋大雨结束早，工程蓄水严重亏缺。加之，今年以来一直无大雨，无水可蓄。一些旱山村无水抗旱保苗，人、畜饮用水也是一大问题。但是由于对春旱的防治措施相当到位，还没有对人民的生活水平造成较大的影响。
5、森林火险气象等级偏高，稍有不慎将有火灾发生。镇龙镇是国家重点林区，辖区内的镇龙山国家森林公园被誉为“川东植物园”，是省级自然保护区。由于当地周边住民较多，防火任务非常沉重。（数据来源平昌县水利局网站）

2、4月，风暴突袭山村

4月14日下午6时,平昌县镇龙镇遭受重大暴风冰雹袭击。15日清晨，笔者在灾情严重的真武村和翻身村看到，冬水田和鱼池的鱼被打死，4户8间农房被打烂吹垮，田里的农作物“伤痕”累累。
据县农办负责人介绍，14日17点51分至18时23分，镇龙镇真武、佛龙、三交、园门、元顶、卧龙等１５个村遭受冰雹袭击，大的冰雹直径达１.2厘米，平均密度为每平方米350粒，3560户18000人受灾，部分农电线路被损毁。全镇玉米受灾3000亩，成灾1800亩，绝收500亩；秧苗受灾1500亩，成灾1000亩；洋芋受灾6500亩，成灾4500亩，绝收2500亩；小麦受灾3000亩，成灾1600亩；油菜受灾2000亩，成灾1800亩。灾害直接经济损失150余万元。（资料来源《巴中日报》2007年4月15日）
这次风雹灾害杀伤力大、影响范围之广，为百年来所罕见。在春旱的大的背景下，这场风雹灾害使大巴山的儿女在开年之际就遭受到了巨大的创伤。春旱连接着风雹灾害，这个边缘地区的小镇居民正在面临着一场巨大的挑战。

3、七月，洪水掠过富庶的河流坝子

2007年7月6日发生在嘉陵江流域的洪灾震惊全国。刹那间，全国的目光都被吸引到了嘉陵江支流巴河流域。一些之前并不知名的城市，譬如巴中、平昌，在这场灾难中用这样一种尴尬的方式走向了闪光灯前。
然而在闪光灯后的巴山农村，也许面临的问题比这样的结局还要尴尬。
2007年7月3日凌晨至6日上午8时，镇龙镇连续降暴雨，雨量总计达到568.5毫米。尤其是在5日8时至6日8时24小时内镇龙镇降水达到了294.9毫米，生了有气象记载以来最严重的洪涝灾害。这次暴雨来势猛、强度大、时间长、覆盖宽、危害重。全镇居民都被卷入了灾难。在海拔较高的地区，滑坡成为最大的威胁；在海拔中等的地区，河流切割之后留下一片狼藉；在河岸地区，洪水剥夺了人们一年的劳动成果。
究竟洪水带来了怎样的灾难？官方对这个问题的描述往往带着非常数字化的色彩。淹没面积多少亩，水毁玉米、水稻多少亩，倒塌房屋多少间，牲口死亡多少头。在形容这场灾难的时候，一位村民这样形容他的心态。“洪水来临的时候，我们都不敢在家里睡觉；洪水走了的时候，我们都不敢出门。”
簸箕滩田坝和送神滩田坝是松岩村第五村民小组最主要的水稻产区，水田面积占到该村民小组的50%左右。“当洪水来临的时候，我知道，一切全完了。”我的大爸蒲大国这样形容他的心情。由于家里劳动力外出打工，他只种植了自己在这两块土地上的水田和另外一点低产田。正常年份收获的粮食刚好够自己两位老人和六个孙子一年口粮。而洪水过后，不但所有的稻子都消失了，而且，给田里留下了深达20厘米的沉沙。由于交通不方便，没有机械进行清理作业，全靠手工清理将是两位老人即将面临的重大问题。而且，因为清理，土层土壤肥力的破坏以及水重力造成的土壤板结问题也将使该土地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降低生产的潜力。
一位村民这样总结这场洪水带来的后果：“若不是家户有存粮，恐怕要重演六十年代饥荒的悲剧。”

2）8月—12月，又是旱灾：五十年一遇

也许是老天将太多的水资源留在了七月，在随后的下半年里，旱灾却伤透了人心。甚至，让很多人感到绝望。
三房里，一口在记忆中从未干涸过的水井终于干涸掉了；韶家坝，曾经因为水终年不干枯的水田“烂田湾”也成为了一片旱田；朱家坪，由于缺水，废弛多年的水桶、扁担都出现在了人们的视野。
这一次，人们的生活遭遇了巨大的挑战。人、畜饮用水都成了一大问题。镇龙镇现有近200处水利工程、近千口井、池蓄水量减少60%。3个乡镇居委会和12个村干旱严重，少数地方（场镇）饮用水已卖到3元/担。
一位跨过河流在我我家门前的葫芦田取水的居民说：“从那场惊心动魄的大洪水之后，再没有看到过一场可以被成为‘下雨’的雨水。”而另一位村民的切身体会则是：“清早起来去有水的地方担水，回来的时候家里早饭都好了。”（也许有人听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它的实际意义是：从家里到取水点，往返共要花费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一家四口一天要消耗一担水，就要消费两个多小时的时间。）
官方的水说法是，巴中地区遭遇五十年一遇的旱灾，由于各类自然灾害的的连续进行，部分村民的大春（水稻以及杂粮玉米和红薯）和小春（油菜、小麦）几乎绝收（收成率不足30%。），当地居民面临着巨大的生存考验。（即，这一年的收成全部付诸东流，只有看在寒冬播种的马铃薯的收成了。）

3）1月，大雪袭击大巴山

雪灾是今年年底中国议论最多的话题，这里也毫不例外。媒体报道，雪灾袭击南国，雪灾袭击城市，雪灾袭击交通大动脉。这里是大巴山，传统意义上的秦巴山区是中国南北的交界线；这里是大巴山米仓山麓的农村，而且是处于三县（平昌、万源、通江）交界地带，距离最近县城也有96公里的农村；这里没有铁路、没有国道省道、没有高速公路、没有机场、没有工业，甚至汽车都没有通达到没一个社区。这里没有媒体的报道与关注，这里是在雪灾中最安静的地方。
大雪封山。和所有的雪灾一样，这里遭受到最显著的打击是：电力供应间歇中断，当地小镇对外通道出现问题，物价飞涨。然而对农民的生计来说，最糟糕的问题是：刚刚下土的部分覆盖层太浅的马铃薯很快被冻成了“青果子”，胚芽被冻死，已经不可能再存活了。马铃薯，这片农村在农业产出方面最后的希望，现在已经躺在了茫茫大雪的覆盖之中，究竟还有多少能够存活，现在谁也不知道。
大雪茫茫，让安静的山村多了一层朦胧的色彩。白茫茫的背景下使小山村变得有点宁静的美丽，但也增加了更多的不定性。

三、灾难：天灾？抑或是人祸？

在每场灾难发生之后，都会传来这样的争论：究竟是天灾所为，还是人祸所致？事实上，每个人对这样的自然灾害心里都带着非常明确的结论。一般来说，争论都有一个最终的方向性结果，即，或天灾大于人祸，属于不可抗拒力；或人祸大于天灾，属于可避免结果。

在这样的一次寻根究底中，我不想去象专家一样去剖析全球的气象现象之类的天气灾害，因为灾难既以发生，去分析这些不可改变的因素已经没有实际的价值。尤其对于农民来说，对他们费劲地解释“全球变暖”或者是“拉尼拉现象”无疑是徒劳的。因此，我只想从自己对农民访谈结果来看待“人祸”在这样的灾难中所造成的问题来做一个详细的分析。
但是，必须肯定的一点是，在这一系列灾难中，天灾占据了最为主要的因素。而人祸，只能是在防灾、抗灾以及灾后重建方面起到了最为显眼的位置。
年轻的玛瑙村村长认为，灾难防御方面预警机制在农村和农业安全保险体系的缺乏给这场灾难的预防以及灾后重建带来了巨大的困难。
“我想以水灾为例子来谈谈自己的看法。在洪水爆发前，我们只拥有县级防汛指挥部，并且在日常时期是一个挂牌的部门，并不是长期设置日常工作人员的部门。在洪水爆发之前，天气预报已经显示在我们地区已经有长期的强降雨过程。但是由于我们处于三县交界地带的边缘地区，也没有受到上面指挥部的重视，因此之前并未受到相应的预警。同时，由于此地离县城核心偏僻，在洪水爆发后，交通、电力随即中断，因此在宏观指挥上，我们也非常盲目和被动。因为我们在洪水中根本无法及时通知村民及时进行相应的转移，造成了一些不必要的财产损失。
在灾后重建方面，由于农业是一个低风险的产业，因此目前在国内，大部分地方都没有相应的农业产业保险。而自然灾害一旦发生，对农业生产的杀伤力是普遍而且长远的，而对于农民来说，农业生产是他们的最为基本的生存保障。灾害是农民失去了这种保障。保险的缺乏则农业生产失去了弥补损失的有效机制，因此农业生产的灾后重建工作面临着比其他产业和地域更加艰苦的任务。社会对农业生产的整体关注相对其他产业和地区的相对弱小也使农业生产在恢复生机中面临着没有外援的尴尬境地。
农民自己进行灾后重建的能力非常脆弱。在当地，村民在灾难之后无所希望，最大的希望就是希望国家能够帮助自己度过难关。但是事实是，在区域灾难的大背景下，社会对农村的灾后重建投入非常之小。从洪灾补贴看，大部分的受灾居民并没有得到相应的灾难补贴。只有部分的村民得到了国家下发的部分粮食。但是对于绝大多数受灾家庭来说，区区几百公斤粮食对于灾难造成的损失无疑是杯水车薪。是的，如果没有存粮，灾荒即将上演。
农民本身抗灾能力的缺乏和社会大背景对于农村灾难问题的关系，使农村在预警机制和农业保险缺失的条件下，广大的农村地区无论在抵御灾害还是在进行灾后重建方面都面临着‘内劲不足，外力缺乏’的困境。”
我认为上述一个评价是非常中肯的，并且，非常专业。我很惊异这些话出自以为边远山区的基层领导人之口。的确，正是由于灾难防御方面预警机制在农村和农业安全保险体系缺乏的原因，在媒体和执政党在不断地宣传“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时候，中国的农民（起码我遇到的所有农民除了在一片浪迹的田野上唉声叹气以外几乎无所作为。农民终究是农民，在分散的经济体制下，群众对于自然灾害的抗打击能力几乎为零。换言之，随着市场经济在中国农村的进一步盛行，农村居民在凝聚力方面面对着前所未有的挑战。难能可贵的是，我发现在松岩村，当第五村民小组的对外通道——一座修建与８０年代的桥梁——被损毁后，百姓迅速自发地修好了这座桥梁，这是意料之中而又意料之外的。

四、防灾，减灾与重建

农业灾害一直是个让执政党和政府头疼的问题。在２００７年这样一个大灾害的背景下，执政党及其政府开始慎重考虑这个问题。我的一位老师称，作为镇人大代表，他正在做一份关于农业灾害治理的提案，准备交道镇人代会讨论后提交上一级人代会讨论。他认为，政府和社会应该而且必须注重在灾难条件下受到灾害最为直接和最为普遍的农民群众，并找出一条实在的路径来推进农村自然灾害的防灾、减灾与灾后重建，使今后的农村灾难防治工作不至于陷入到眼下的困境。
在我看来，这是一份让人期待的提案。然而，在拥有多次和自然灾害逼近作战的的条件下，以及农业的基础作用日益下降的背景下，已经不以农业生产而以进城务工为主要生存来源的广大农村，是否能够在防灾减灾以及灾后重建中找出一条适合农村运用推广的路子？
更加深入的核心问题在于，在当前的经济、文化、政治背景下，怎样的路子才能够既适合中国的发展状态，同时又要符合中国农民的口味？
根据我的访谈结果，我想，下面几点措施也许是当前有必要采取的。
１）农业安全保险体系亟待建立
一个新的覆盖全面地农业保险体系有待建立。
记得一段话这样写道：
“洪水来了，农民颗粒无收；台风来了，农民损失惨重；大旱、咸潮，加上作物病虫害、禽流感、非典，在天灾人祸面前，农民总是默默承担着一切……保险公司在高风险、薄利润的压制下鲜有涉足农业保险，加上农民本身在农业保险面前的缺位，农业，成为了一个充满风险却又少有保险的行业……如果地方政府不采取积极行动，依靠商业行为来推进农业保险，它可能永远是镜花水月，这是在全世界范围内都验证过的。“
这段话多少充满了一些悲壮的色彩。是的，农业目前仍旧是一个弱质产业，农业生产仍旧摆脱不了“靠天吃饭”的影子。“多年致富，一灾而贫”的“因灾致贫”悲剧在广大农村不断地上演。
目前国内进行农业保险尝试的地域不多。但是由于经营风险大（广东１９９３年农业保险收入１。４５亿，保险赔付２。６０亿元，赔付率１９９％）保险公司涉足农业保险是不明智的选择几乎已经成为了保险公司（保险经营的主体）的共识；同时由于农业商业保险保险费用偏高和农民支付能力差以及农民对于灾害偶然性的侥幸心态，保险受众群体也明显错位。两者相互交织的结果是农业保险的止步不前，甚至江河日下。
但是，保险仍旧是预防和治理农业灾害的最有效的措施。但是，商业化运行农业保险分明不是最佳途径。目前社会上呼声最高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即，由政府财政给予农民补贴保费或者给予保险机构政策支持，目前也仍旧处于前期探索阶段。这样的一个探索，并没有解决关键问题，即平衡保险机构、农户和政府三方的利益。但是现有的探索得出的结论是：政策性农业保险是可以解决当前背景下农业安全的无险可保的尴尬局面，并能够取得一定的效果的。
在农业保险的进一步发展中，政府、农民和社会（保险机构）都应该有所作为，而政府则应该担待最主要的责任。

２）农业灾害预警机制亟待建立和加强

自然灾害的爆发催生了一系列灾害预警机制。这是一种预先了解灾难并且提出防范灾难扩大的机制。随着灾害一次又一次地发生并且造成严重的危害，各类预警机制正在形成与发展。尤其在战略地区和灾难常发的大城市地区，这样的机制已经臻于成熟。然而在广大的农村地区，预警机制，尤其是自然灾害预警机制尚处于一种不成熟甚至空白的状态。
基层行政区域（县域）几乎都已经形成了相应的减灾防灾机构来形成并执行这样的机制。遗憾的是，当县域预警机构形成后，并没有象固定机构那样形成专业的预警人员。而是在相关时期（诸如汛期），从其他单位抽调部分人员来临时凑成一套班子来处理。这样的预警机构在灾难时期几乎没有实际的意义。同时，预警机构往往在预警方面力量微弱，只能够重点对一些区域（比如县城、灾害常发地点）进行监测，不能够对本区域进行有效的全面防御。
有必要在自然灾害防御方面形成一个垂直的稳定的预警系统和技术队伍。重点应该加强人民群众和基层干部在灾难中的作用。同时对于广大的农民群众必须注重对灾难信息、防灾减灾等方面的培训，以便达到在自然灾害来临之前，群众可以进行相应的准备，在灾难中进行相应的自救，在灾难之后及时有效地进行灾后重建。

３）农村组织体系亟待建立完善

农民在抗击自然灾害和进行灾后重建方面的种种迹象表明：商业化促使市场经济化，从而改变了中国农村，但是还不足以保障中国农村。换言之，在经济化的催使下，农民的思想意识更加独立，农民群体区域的凝聚力急剧下降。这样的直接后果是农民在灾难防治中的只注重自身利益（比如将洪水排进其他人的天地），而不注重团结起来共同抵御灾害。
必须把农民组织起来，或者，给予农民组织起来的动力，促使农民凝聚力的重，否则将使农民和农村陷入灾难。这种灾难，不仅仅是在灾难时期，而且在建设时期都可能形成现实的威胁。对于此，著名的社会学家托克维尔一针见血地指出：“一个名组，如果它的成员丧失了单凭自己的力量去做大事的能力，而且又没有养成或者丢失了一起做大事的习惯，那它不久就会回到野蛮状态。”农民正是如此的一个“民族”——一个既没有“能力”，又没有“习惯”的群体。
当然，组织（包括政府）不可能为它的成员提供相应的服务和产品。社会学认为，组织的追求在于公共利益，而非成员利益。有一种非常现实的理论是：“组织的最关键问题在与政府。传统的思维在于，农民组织政府怕，政府组织农民怕。”加上市场的冲击，农民组织概念更加淡薄。我在2008年2月1日召开的2007年松岩村年度总结暨松岩村灾后重建会议（一次每户必须参与的会议）看到，户主的参与率还不到30%，这充分表现了当前村民在凝聚力方面存在的问题。
曾经，洪水过后的暑假，我试图说服大家组成一个“河沙清理队”，试图将停留在河坝中田里的优质河沙（轻质河沙是建筑的优质材料）集中清理出来到附近乡镇出售（当地的镇上今年建筑业发展较快，同时有将近20公里的乡镇公路正在铺设水泥路，急需河沙资源），以转害为利。但是由于村社公路的修建问题和村民本身之间的利益矛盾，最终陷于流产。很明显，如果现有的基层政府不能够解决农民之间的利益均衡问题，那么所有的体制外努力都将是苍白无力的。

五、期待一个平静的二零零八

去年笔者在针对该村村民自治问题的一篇寒假调查报告的《农民当家做主：农村基层民主治理的困惑——四川省平昌县镇龙镇松岩村基层民主自治建设调查报告与思考》（这篇文章获得了中国村社发展促进会全国大学生寒假调研一等奖）中写道：“我觉得农村大有希望。”时隔一年之后，我在家乡的土地上看到了更多的改变和未来的曙光。
今年，在这篇凝结了笔者的心血的调查报告的结尾之处，我仍旧想用这句话来作为结尾。因为，希望是放在未来的。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现在正面临着一个太平盛世。而我并非是个标榜习惯盛世危言的人。在未来，我想和广大在田间劳作的父老乡亲一起，祈祷一个风调雨顺的二零零八年。至少，比过去的二零零七年更加宁静。
落笔的时候，我听见远处传来鞭炮的声音。又逢年关，那些拜祭祖先的人们已经开始了新一论的怀念。电视上正在滚动播放专题片“迎战暴风雪”，看见电视里面的人们一脸焦急的样子，我不禁觉得有些释然，而我的心里，仍旧觉得有些难过。
对于眼前的灾难和未来的前景，我没有听到预想当中太多的哀叹。我大爸和三爸家都是洪水灾害中遭受最为惨重的家庭，他们仍旧一样快乐。当问及大爸是否有难处的时候，六十多岁的大爸一脸的乐观：“困难总是会有的，不过我还在，一切还好。”
窗外雪飘，茫茫大巴山，一层一层的梯田，一条几乎干涸的小河静静地流淌，偶尔几只白鹤曳过天空，田野中时而走过几个忙碌的村民。在这个诗意、唯美的背景下，一个村庄安静地沉睡。睡吧！希望明天能够有一个好天气！

附：一则关于灾难的随笔
按：这是我串改的别人的一篇文章，并非故意抄袭。我觉得这篇文章可以很好地解释我现在的心情。
灾难的本质就是灾难。除了伤痛，没有什么积极的意义。唯一有价值的一点，或许是我们能从灾难中窥探出一个群体的意识，一个政府的健康程度，生死关头的表现最为本真。
治水治灾，是最初将人们团结为社会人群的原因之一。但是，这场灾难却没有让人们看到，21世纪大巴山区一个拥有将近两万五千人的小镇，在灾难面前有相互拥抱，在灾难之后一起前进的勇气和气氛。
当然，在我看来，政府在这一系列的灾难中所采取的态度是非常值得肯定的。在松岩村，我听到支书在倾盆大雨的时候依然奔跑在雨中四处察看危房；在冠山村，我知道年迈的村支书连夜守在元滩子滑坡的地方树立警示牌；在老鹰村，我知道镇龙镇唯一的一位大学生村官连夜组织杨家坝居民撤退。这样的感动很多，我甚至不想去一一列举。面对狂暴的大自然，多好的官员终究不能够用自己的头把天灾顶回去，但一个良好的官员起码能给一座饱受灾难的城市带来些许温暖。
人们乐于承认，天灾不可抗拒，他们也太容易被感动。在杨家坝，我听到了一个镜头。7月5日晚，当洪水涨满了薛家山的堰塘时候时，凌晨12点多，镇龙镇主要领导人巨刚出现在了堰塘下游低地区域的杨家坝居民区，一身泥泞、一身疲惫地站在居民的面前。用手中的电子喇叭嘶哑地向村民们高喊：“父老乡亲们！上面的水库快要崩塌了！赶快收拾东西撤离吧！”
其实，在7月3日，当雨量达到了299毫米的时候，人们都已经害怕了，该走的都已经走了。不过，住在杨家坝大院子的蒲老爷子，听到声音后立刻高喊。当政府把他安置到镇政府的时候，他说，心里充满了感激。
面对灾难，温暖其实是个润滑剂。然而在灾难过后，面对人民，无论有关部门和官员再怎么强调灾难深重，人力不可抗拒，除了加剧人们的反感，又有什么用？
显而易见的是，这是一系列罕见的天灾。但是人祸也总会相伴而生。信息的不到位和预防灾害机制以及设施的缺乏加剧了悲剧色彩。我所见到的一些执政者强调天灾而避谈人祸，我不明白，究竟具有什么样的现实意义。
洪水退去，倒掉的房屋可以重新盖起来，冲走的庄稼可以明年栽种，破坏的土地也会进行复垦。只要有足够的资金和信念，生活的面貌总会一点点地恢复。但洪灾过后，被摧垮的精神和信任却很难重建。
人们开始相信，不管你家损失多惨重，想让人帮忙清理垃圾，一天要付100元工资，否则，即使是街坊邻居，也没人愿意搭把手。
人们开始相信，家人在“上面”有关系的，可以一次又一次去领大米、被褥、生活用品，登记受灾情况的时候可以多报点。
人们开始相信，灾难面前也不是人人平等，有单位的人能去领东西，而没有单位的人不行，本地人可以领，而外地打工的，不可以。
人们开始相信，一切还都得靠自己。还是应该留点存粮，不然下次灾难来临的时候就将不知所向，从灾难走向灾荒。
一场灾难走了，另一种灾难才刚刚开始,虽然它不如洪水爆发于瞬间的惨烈。